《中国教育报》专家学者解读教育“十三五”规划专题文章节选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必须把教育的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求。这一提法确定了推动教育结构性改革在“十三五”乃至于更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在教育发展重大战略政策中的关键位置。教育结构性改革所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这里重点谈一谈高等教育。

一、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谈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选择，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必须确立的战略思路。

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4项主要任务为例，一是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一方面，“三去一降”带来传统产业需求与高等学校、职业院校毕业生的结构性错配问题；另一方面，“一补”带来短板领域对新型专业技术人才需求的增长。二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是推动农业绿色化、科技化、产业化，当前相对薄弱的农业教育体系和以传统农学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很难适应新的要求。三是振兴实体经济。核心是创新驱动发展，全面改革传统产业人才培养的学科专业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四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当前房地产及相关产业也处在科技革命的爆发点上，以建筑业为例，装配式、绿色化、智能化正在推进建筑业的革命性变化，这一领域的人才培养将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实际上从中长期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人力资本供给结构的改革要远比上述4个方面深远得多。概括起来讲基本是3个方面：一是新常态新阶段宏观经济结构变化的新特点，体现在现代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农业现代化加速发展和社会文化建设日趋重要，其对于人才的结构、素质和培养方式的要求，是我们还缺研究、缺实践、不熟悉、不擅长的领域。二是创新驱动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新动能，不仅使整个产业结构处在快速变革的过程中，而且使创新能力日益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所影响的不仅是人力资本的供给结构、供给方式，还要求以创新驱动发展为核心来构建教育与科技、与产业、与社会的关系，并建立衡量人才培养质量的新的基准。三是全球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新趋势，呈现出改变人类社会的新科技比任何时候更多、技术迭代和科技产业化的速度比任何时候更快、科技影响人们经济社会生活比任何时候更广，传统的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模式流程难以为继。

二、教育结构性改革服务于提高教育质量主题

“十三五”规划教育发展的主题是提高质量。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2017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切实把内涵式发展作为总的指导方针。将内涵式发展作为总方针，是中国教育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

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贫困地区改善义务教育办学条件、发展普惠性幼儿教育和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仍然是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和硬任务。但从发展阶段、全局看，内涵式发展是“十三五”和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的基本特点、基本要求、基本任务。“十三五”规划虽然提出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0%的目标，但着力点也不是规模增长，有限的规模增长也将主要发挥引导高等教育区域、类型和人才培养结构调整的作用。具体到高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来讲，就必须综合看高校对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社会建设和管理、劳动者就业创业等方面的人才、科技、文化和社会服务的贡献。

人才培养与供给质量的提高，一方面反映在高校必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结构性变化，另一方面反映在高校必须适应发展动能转换和科技革命勃兴对人才需求的结构性变化。必须把功夫下在人才培养与供给的结构性调整上、下在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模式流程的深化改革上。

三、调整高等教育结构，重在更新观念、深化改革

调整高等教育结构，重在更新观念、深化改革。“十三五”规划许多篇章都涉及高等教育领域的结构性改革，如“双一流”建设，强化高校创新体系建设、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大力发展继续教育、加快培养现代产业急需人才等，还单列一章提出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可以说，调整高等教育结构的任务十分艰巨。

推进高等教育结构调整，重在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例如，要加快建立现代教育体系；通过建立协同育人、协同创新的机制，支持高校开放办学，企业和科研院所广泛参与；深化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设置、分类指导、分类拨款、分类评估；推进高校布局与已经深刻变化的人口、城镇化、产业空间布局相适应，鼓励发展应用技术型、创新型、小型高水平类型的高校等。

推进高等教育结构性调整，必须把扩大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作为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更好地界定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内涵和边界，中央和省两级政府主要是完善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管住管好高校的主要领导干部和党的建设，加强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工作，推动依法治校和信息公开，改革绩效评价和质量评估。在此基础上，把教学、科研自主权及相应的人事、经费、资产管理权更多地交给学校，减少审批和类审批，退出对微观办学过程的干预。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的管理，要转到宏观调控、事中事后监管评价和建立公平竞争机制上来。